没有语言,我们能思考吗?还是只有语言才能使我们形成思想?那么语言和思维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语言哲学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自19世纪中叶以来,它一直是语言学的一个子领域,但语言和思想的问题在古代就已经得到解决。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都在研究语言哲学,但本文只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皮亚杰:思维决定了形成和使用语言的可能性
虽然皮亚杰不是语言学家,而是生物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但他对儿童语言习得的调查使我们能够得出关于语言和认知之间的联系的结论。他假设 „认知发展(即思维策略的逐步获得)决定性地决定了我们的语言发展和语言“(Beyer/ Gerlach 2018, 206)。
作为证据,他提到了关于儿童数量感知的实验。在其中一个实验中,将相同数量的水从一个容器中倒入一个不同形状的容器中,这个容器的形状导致了更高的站立水位。孩子们认为,现在一定是水多了。从5岁到8岁,儿童才会相信 „数量外观的变化不会影响数量本身“(Szagun 2016, 207)。根据皮亚杰的说法,这种洞察力不受语言的影响,因为它是 „思维的根本变化“(Szagun 2016, 207)。
萨皮尔–霍夫假设:语言决定我们的思维
相反立场的两个最著名的代表是本杰明-李-沃夫和爱德华-萨皮尔。所谓的萨皮尔-霍夫假说指出,“我们的母语决定了我们思考和感知世界的方式“(Deutscher 2010, 149)。
该假说经常被等同于语言决定论原则或语言相对性原则,因为它是基于这些原则。
语言决定论原则指出,一个人所说的特定语言决定了,即决定了思维。语言相对性原则假定,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对现实的感知是不同的(参见Werlen 2002, 201)。
随着时间的推移,萨皮尔-沃夫假说受到了强烈的批评。主要批评之一是,根据这一假设,“我们的母语为我们的知识视野设置了限制,限制了我们理解其他语言所使用的思想或区别的能力“(Deutscher 2010, 267)。
博斯和雅克布森:文化和语言之间的联系
人类学家Franz Boas在他的研究中并不关注语言和思想之间的联系,而是关注文化和语言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每一种文化都可以用语言表达一切,但一种文化的各自需求决定了其成员必须用语言表达某些信息,而其他信息则没有明确的要求(参见Werner 2002, 183 f.)。
语言学家Roman Jakobson接受了Boas的人类学考虑并将其转移到语言学中。雅克布森也采取了每一种文化或每一种语言在理论上都能表达一切的方法,并确立了这样的格言: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 „每一种语言都迫使其说话者再现的信息“(Deutscher 2010, 173)。
Deutscher: Boas-Jakobson原则
继Boas和Jakobson之后,Deutscher提出了Boas-Jakobson原则作为对Sapir-Whorf假说的回应。考虑到Boas和Jakobson的解释,他描述了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如果一种语言诱导其说话者用语言表达某些信息,那么这种信息也必须在心理上加以考虑(参见Deutscher 2010, 175)。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母语迫使我们注意特定的细节,区分某些术语并有某些联想(参见Deutscher 2010, 267)。因此,“语言习惯最终可以固化为心理习惯“(Deutscher 2010, 175)。多伊奇引用的实验和研究证明,我们的母语对记忆、感知和联想有认知上的影响,也对我们的实际能力有影响,比如我们的方向感(参见多伊奇2010,267页)。